司馬遷指墨家尚堯舜之道，但尊卑無別，儉而難遵，此說當否？試析論之。(2006)
(註：此文曾作有限度刪改，敬請留意)
墨家學說在春秋時期盛極一時，與道、法、儒三家被尊為顯學。而綜觀其學說精神，卻是偏向反對儒家提倡的「尊卑有別」之規定，而且墨家學說的幾個觀點，亦與堯舜的事蹟有雷同，加上墨家十分提倡在好些方面的節用。因此，司馬遷對墨家的評點，可說是為確論。
首先，司馬遷指出墨家尚堯舜之道，其實是針對墨家「尚賢」的主張。墨家認為賢者在位，能者稱職。而君主可說是為最賢能的人，因此要公平推之。此外，他們亦要求選賢公平，不問出身貴賤。這與堯、舜時期，共主繼承要以德行為準則，不謀而合。在這時期，君主本為時人共認之賢人，因此對繼承者要求亦然。堯、舜在選拔過程中，在觀察人選，認為無誤及可信之後，便會決定是否「禪讓」給那人。墨家的理念也是如此，只是推舉方法以人民選舉為主，與堯舜時期不同。但顯然而見，墨家的理念，確實崇尚當時的風氣為主。因此，司馬遷之評論，不無道理。
此外，司馬遷認為墨家尊卑無別，其實是針對其「兼愛」的主張。墨家主張是無等差的愛。從
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」
這一句中，可明顯知道墨子的站點，實為國家長遠利益著眼。因為他認為大家若能捐棄成見，愛人如己，平等互愛的話，則不孝慈的罪惡等，便不會出現。可惜，這個理念卻遭儒家學者非議。儒家主張「親疏有別」，「仁」是有階級分別之愛，如臣對君要有「忠」，子對父要有「孝」等，皆明顯道出其階級之別。而墨家提出兼愛理念，與儒家學說相抵，難免會遭受「尊卑無別」的罵名。
至於「儉而難遵」的評價，實為針對墨家學說的「節用」，「節葬」和「非樂」等範疇而評。
先論「節用」。墨家提倡刻苦生活，無論在衣、食、住、行各方面，都需要加以節制。他說：
「凡足以奉給民用，則止。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，聖王弗為。」是為求
「用財不費，民德不勞」。
可是，這理念卻遭受非議。因為墨家只知道平等，卻不知道人民生活上的實際需要，以及盲目反對生活水平是階級象徵的必然關係。百姓在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，均有其實際需要，以求得到基本滿足。倘若硬要百姓節用的話，其實代價可能是從中的細節入手，似乎苛刻。因此，司馬遷對墨家有這樣的批評，實不過分。
同樣地，墨家提出的「節葬」理念，不只是要求苛刻，更是尊卑無別。墨家主張「節用」，因而衍生「節葬」理念，提出「節葬短喪」。他認為「禮」是生活的一種奢侈，活人的生活資源被剝奪，極不合理。加上儒家主張子女要為父母守喪三年，期間不視生產，會對社會及經濟做成極大打擊。因此，他反對厚葬，主張節葬。可是，他的理由偏偏與儒家思想相違。儒家認為，子女在父母死後，應守三年之喪，以及厚葬其中，以報其養育之恩。在情，子女亦不忍父母死後，屍體遭蟲蛀；在理，尊重父母亦是為人子女的天職。因此，司馬遷對墨家有這樣的評論，實非無中生有。
再者，墨家亦認為「禮樂」者，乃是
「盡皆浪費，華而不實」。
他們覺得禮樂乃是貴族娛樂之物，沒有實際用途，只屬繁文縟節之流，因此，墨家主張盡棄其中。但是，這些見解，卻引來非議，尤其是儒家的批評為甚。儒家主張以禮樂教化人民，導人向善。倘若取墨家的意見，那國家應以何種方法教民？況且音樂亦可能有著輔助作用，或者不存在浪費，只是藝術或情感表達的一種，則未能令人跟從。因此，司馬遷以「儉而難遵」，批評墨家，實屬確當。
總括而言，墨家學說雖在春秋戰國時期被尊為顯學，惟其學術主張較為苛刻，而且亦較為難行。因此，墨家學說在戰國後期式微，並分裂成若干派別，更為一厥不振，失傳收場。司馬遷的評論，可謂一語道破其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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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語：
- 應在墨家10個主要論點中，各自加上引文，使考官能清楚知道考生對墨家學說，不止流於表面
- (針對原稿) 字體、格式應加以改善，引文可開新行撰寫，以求吸引考官注意
- (針對原稿) 應改用淺色筆及幼筆作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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